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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融时报
近期，中小银行主体评级报告密集披露，多家农商银行评级出现调整。据不完全统计，7家中小银行评级上调（其中农商行占4家）、4家农商行评级下调，另有多家中小银行终止评级。农商银行主体信用评级有升有降的分化格局仍在延续，而这一分化正进一步拉大各机构在资本补充能力上的差距。
梳理本轮评级调整可以发现，上调与下调的驱动因素既有共性，也有显著差异。
上调方面，国资注资成为近年来影响部分中小银行评级的重要变量。根据联合资信评级报告，陕西秦农农商银行信用评级由AA+上调至AAA。评级报告显示，该行“国有法人股占比提升至51.06%，加之主要问题股东出清，公司治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陕西省及西安市政府在公司治理、资本补充、风险管理、业务发展等方面均能给予大力支持”，加之由此带来的业务结构优化和指标改善，该行评级得以调升。记者注意到，近期另有3家区域性银行同样因国资注入实现评级上调。近几年，地方国资注资在承担阶段性风险化解职能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市场对相关机构信用状况的预期。
自身经营基本面的夯实是另一类上调逻辑。中诚信国际分别于今年6月上旬和7月底将浙江富阳农商行、德清农商行主体信用评级由AA上调至AA+。评级报告显示，两家银行近年来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等核心财务指标均实现大幅增长，关键盈利指标优于全国银行业水平。截至2025年末，德清农商行总资产、存款总额和贷款总额较2017年末均实现翻倍式提升，资本充足率14.34%、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1.34%，均高于行业均值。此外，两家银行的评级报告还专门提到了区域经济韧性、业务相对分散以及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在业务发展、科技信息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等正面因素。
下调方面，资产质量恶化与盈利能力走弱无疑是共同症结，而根源较多指向产业结构带来的业务集中度较高这一因素。山西长子农商银行因高度依赖煤炭行业，不良贷款率从2023年的2.95%攀升至2025年的5.46%；湖北孝感农商银行房地产业、建筑业及住房按揭贷款在总贷款中合计占比为23.26%，由于房地产及相关行业敞口较大，该行资产质量由此承压。客户集中度超标同样不容忽视——湘潭农商银行最大10家客户贷款比例达74.20%，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非同业集团风险暴露占一级资本净额比例两项指标均存在不合规问题。风险持续暴露之下，拨备与资本双双告急，湘潭农商银行拨备覆盖率从2023年的144.42%降至2026年一季度末的88.62%。常德农商银行已是连续第二年遭遇评级下调，由AA降至A+再降至A。这中间，传导链条清晰可辨，产业结构单一导致不良攀升，拨备消耗侵蚀利润，资本不足最终触发评级下调。
此外，大兴安岭农商银行因被列入黑龙江省首批省级统一法人农商行涉改机构名单，主动终止了评级。
评级是资本补充能力的“信号灯”，其变动通过多条路径传导至银行的资本补充能力。
路径之一是二永债市场。评级分化直接影响农商银行二永债发行的可行性，票面利率的差别甚至已实质影响部分农商行的发债意愿。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二永债发行规模突破1万亿元，但农商银行几乎“集体缺席”——仅有张家界农商银行在6月完成一笔1.28亿元的二级资本债发行，票面利率高达4.20%。该行的主体评级为A+，债项评级为A。进入下半年，多家农商行二永债相继完成发行，从票面利率可更清晰地看出分化——评级较高者融资成本相对可控，评级较低者则直接面临发行利率高企的困境。地处经济发达地区且经营情况较好的宁波鄞州农商行、江南农商行、东莞农商行分别发行了26.5亿元二级资本债、30亿元永续债和10亿元永续债，票面利率分别为2.08%、1.96%和1.97%，已接近大型银行的票面利率。而河北辛集农商行发行的4.5亿元二级资本债利率则为3.50%。
路径之二是增资扩股。农商行的业务和影响力更多集中于所在的县域或地市，此前，有业内人士表示，中小银行市场认可度和股权流动性偏弱，叠加信息披露不足，定向增资易遭遇募资、定价难题，存量股东增资动力不足。这种结构性短板，使得农商行在向外部投资者推介股权时，既缺乏足够大的声量触达潜在投资者，也缺少有说服力的资源来证明自身的投资价值。评级下调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困境——潜在投资者对银行资产质量的疑虑加深，尽调成本上升，投资意愿进一步下降。
评级与资本的双向反馈，持续塑造农商银行“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头部机构因评级上调，在现有的资本补充渠道中相对通畅，进而支撑业务扩张、经营改善推动评级再上调，指标改善还可带来利润转增；部分尾部机构渠道则进一步收窄，甚至呈现负向螺旋：评级下调导致资本补充困难，资本紧张迫使业务收缩，经营恶化引发评级再下调。资本补充渠道的结构性分化同样值得关注。头部农商行市场化渠道相对畅通，二永债发行、增资扩股均可顺利推进；尾部机构市场化渠道收窄，只能更多依赖地方政府专项债注资、国资注入等非市场化方式。
从全行业看，今年以来，农商银行获批增加注册资本金的案例密集涌现。据不完全统计，8月份以来已有超过10家农商行获批增资。另有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12.85%，低于国有大行17.54%和股份制银行13.14%的水平。数据折射出农商行客观存在的资本补充压力，加之内部态势持续分化，中小银行资本补充的普遍性问题需要被更多关注。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破解这一困局，需要依托新工具和政策支持。一方面，应推动地方政府专项债覆盖更多非问题银行，用以补充中小银行资本；创新设计更灵活、门槛更低的混合资本工具。另一方面，加快研究多元化补充中小金融机构资本，建立长效机制，并在资本计量、审批流程上实施差异化监管，鼓励市场化兼并重组，持续提升农商银行资本实力。总体而言，应加快通过制度创新为农商银行精准“输血”，并提升其“自我造血”能力，提升农商银行稳健发展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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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睿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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