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8年殿试，顺治帝发现进士名单中有两个人同名同姓，都叫“陈敬”，一个来自山西阳城，一个来自顺天通州。顺治对来自山西的陈敬说：“你与通州的陈敬同名同姓，为避免混淆，朕赐你一字‘廷’，从此以后就叫陈廷敬”。
而陈廷敬叩首谢恩，额头重重磕在冰凉的金砖上，心里反复默念母亲送他赴考时的叮嘱：“儿啊，做官先做人，慎毋爱官家一钱。”
这句话像一根钉子，深深扎进了他二十二岁的胸膛。此后五十三年，这根钉子始终硌着他的良心，让他无论做到多高位置，都不敢把腰挺得太直。
金砖地面的凉意还没散去，陈廷敬已经站在了清朝最凶险的官场漩涡边缘。顺治赐名那年，三藩之乱尚未爆发，康熙尚未亲政，而他，一个刚被皇帝亲口改名的山西举子，要用一辈子去证明：一个官员，究竟能清到什么程度，又能勤到什么地步。
真正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也更狠。
康熙二十八年，云南巡抚王继文案像一颗炸弹扔进朝堂。王继文是平定三藩的有功之臣，手握铜矿大权，在云南横征暴敛、贪墨成风。举报信雪片一样飞到都察院，却没人敢接。因为谁都知道，动王继文，就是在动一批既得利益者的命根子。
那段时间，陈廷敬的都察院值房彻夜亮着灯。
夜里三更，他把从云南秘密送来的账册摊在桌上，烛火跳动，映着他清癯的脸。他一页一页翻，枯瘦的手指在纸面上重重划过，每发现一笔无法解释的银两，眉头就锁得更紧。窗外风吹过槐树，发出沙沙声响，像无数人在暗处冷笑：你敢吗？你一个山西书生，敢跟平藩功臣硬碰硬？
悬念在整个京城蔓延。有人深夜登门“叙旧”，话里话外都是“功臣不易，宜留余地”；也有人直接把礼物送到他府上，抬的箱子沉得吓人。陈廷敬一律让人原封不动抬回去，只留下一句话：“请转告王大人，陈某只认国法，不认故旧。”
最难熬的是面圣那天。康熙显然也犹豫了。王继文毕竟为大清流过血，皇帝的眼神里藏着复杂。陈廷敬跪在乾清宫冰冷的砖地上，声音不高，却字字如锤：“陛下，法不阿贵。今日若因其有功而曲法，他日必有更多功臣以功掩贪。贪风一起，民心必失！”
他说话时，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把出鞘的剑。康熙最终点头。那一刻，陈廷敬长长吐出一口气，仿佛把压在胸口五十年的那根钉子，又往里钉深了一寸。
王继文最终被革职查办，云南铜政得以整顿。此案震动朝野，也让“陈廷敬难惹”四个字传遍官场。从此，再没人敢轻易往他家里送银子，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老头认死理。
几年后，他的亲弟弟陈廷弼在山西老家被人参劾，罪名不小。消息传到北京时，陈廷敬正在户部处理铜钱改革的事宜。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书房里坐到天亮。桌上放着弟弟写来的求救信，旁边是他自己刚写了一半的奏折。
他想起了母亲那句“慎毋爱官家一钱”。母亲说的不是“别贪别人的钱”，而是“连官家的一钱都不要爱”。弟弟犯错，就是在打他这张“清官”的脸。可如果他利用职权替弟弟说话，那他这五十三年，岂不是全白活了？
天亮时，陈廷敬做出了决定。他没有给任何办案官员写一个字，只是给弟弟回了一封家书。信里只有一句话：“清贫耐得始求官，富贵难买子孙贤。”他把母亲当年送他上京时的叮嘱，原封不动抄给了弟弟。
弟弟最终被依法惩处。陈廷敬没有去求情，也没有去探监。这件事像一把刀，把他和家族利益彻底割开了，也把“清”字在他身上刻到了骨头里。
铜钱改革同期进行。这是陈廷敬另一场硬仗。私铸铜钱成风，市面混乱，百姓吃尽苦头。他带着人一两一两地核算银铜比例，制定新政，顶着商人、官员、甚至部分皇亲的压力推行。改革成功后，市井间铜钱叮当作响的声音重新变得清脆起来，老百姓买东西不再担心手里的是假钱。
而他自己，依旧过着“半饱居士”的日子。京中宅院简朴得像个书斋，吃的永远是豆腐青菜。地方官送来的山珍海味、绫罗绸缎，全被他原封不动退回。有人笑他迂腐，他只淡淡一笑：“母亲当年只许我吃饱，没许我吃好。”
晚年，康熙把编纂《康熙字典》这样的大事交给他。七十多岁的陈廷敬每天伏在武英殿的书案前，腰背酸痛得厉害，就用拳头轻轻捶两下，继续用朱笔批注。旧纸和墨汁的味道混在一起，像极了他这辈子——清苦，却厚重。
康熙五十二年，陈廷敬病逝于任上。康熙帝闻讯后，罕见地亲临悼念，泪流满面，亲口赐谥“文贞”。这是清朝文臣最高的荣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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